《为你蓝的那片海》（为你蓝的那片海）
关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的各种争论中，实质正义优先论者总是在两个问题上对形式正义优先论者有误解：一是认为形式正义优先论者否认实质正义，实际上，形式正义优先论是主张将实质正义寓于事先设计好的，可以看得见的，形式统一的实质标准中，而不是不要实质正义。
这一点可以通过TCP/IP协议的发现过程来说明：1、1969年9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第一次把接口信号处理器（IMP）和主机连接起来。中国互联网近些年来发展迅速。
互联网是最新的自生自发秩序的例子。11月6日，信息产业部发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如果这种自然倾向并不自然（为什么偷和抢就不是人的自然倾向？），分工秩序如何可能呢？亚当·斯密进行的是具体的动机－行为分析，哈耶克则通过抽象的行为－规则分析，来研究自生自发秩序。TCP/IP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标准，不断地被人们发现，不断地优胜劣汰－甚至淘汰官方制定的标准，并且不断地演化。由于没有现成的法律，对这些案子的判决都需要法官去发现规则。
但交易这种倾向是不是人之理性的必然结果，亚当·斯密存而不论：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范围。但是，对于交易倾向从何而来这样的问题，他存而不论。同时，占全国人口不到万分之一的律师群体乃是民族的精华部分，在推动法治的进程中，他们自应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不能畏缩不前，躲在装饰华美的办公室里、沉迷于餐厅酒宴之间，对社会公共事务不闻不问，对一切社会上发生的不公、不义的事件置若罔闻、漠不关心，将惟利是图作为最高的人生准则。
进入 傅国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制评论 。当律师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前沿的职业群体，一个最熟悉法律的专业阶层都对法律缺乏虔诚和热忱，并在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守护法律精神时，我们离真正的法治当然还远得很。律师的头上是神圣的法律，律师的心中是道德律令，他应该只服从法的意志，只尊重事实，不应该向任何非正义、非法律的力量低头。他们尽可以用各种美丽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但他们集体的沉默和冷漠背后毫无疑问透视出了这个原本类似宗教般神圣的行业，在中国式的世俗权势下只能苟且求生的可怜现状。
老实说，不少与律师打过交道的民众对他们的印象并不佳。更不用说，当热心维权的上海律师郭国汀遭到迫害、最终出走海外，当致力于为陕北农民维权的北京律师朱九虎锒铛入狱，除了张思之、浦志强两位同行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整个职业群体几乎普遍陷入了失语状态。
当然，这些年来，我们也目睹了律师对社会进步所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律师不同于一般职业，它应该是一个神圣、庄严的职业，是服务人类、捍卫人类尊严的一个高贵职业，身处这个职业的人们不光是为了谋食，而且更要谋道，这是其职业特征所决定的。律师的职业良心要求它为弱者仗义执言，以法律规范、社会公义制约强势集团，这个职业的形成本来就是要伸张正义，而决不是依附、献媚强权。所以我认为，比２０６个县无律师更值得担忧的、也更重要的是——律师群体如何才能忠实地恪守职业良心，并生长出一种建立在人的权利、尊严之上的法律精神，一种服务社会的精神来。
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全国２０６个县无律师令人担忧》的文章，指出我国的律师从总体上看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地区分布不均衡、不合理，中西部地区律师数量严重短缺，全国还有２０６个县没有律师。不过，就律师群体的现状而言，更紧迫、更严重的并不是律师的总量不足问题，也不是２０６个县没有律师的问题，而是律师的职业良心是否缺位、社会责任感、法律精神是否匮乏的问题。不用说德高望重的共和国第一代律师张思之先生，他以望八高龄依然站在执业的第一线，在年轻一代中也已经出现了许多为公共利益挺身而出的律师，在北京房屋拆迁纠纷中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律师秦兵，多次以律师身份依法起诉广东佛山的权力部门、结果以莫须有的理由砸了饭碗的李劲松，创办了第一家民告官网站的南京律师崔武，长期为伤残民工争权益的重庆律师周立太，多年致力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北京律师佟丽华，为春运票价上涨状告铁道部的河北律师乔占祥，为《中国农民调查》作者辩护的北京律师浦志强……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下去，尽管他们在整个律师群体中不过是少数，但他们的意义非同小可，他们是中国律师的示范，他们的作为本身对推动整个职业阶层的成长，对培养民众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普及法治观念，养成一种法律下的生活习惯都是不可忽视的由于我国修订诉讼法则限制了多次发回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没有再次发回此案，而是在2003年对此案开庭审理。
从案件发生到定罪过了3至5年，从开始上访到翻案又一个3至5年，或许这是类似案件常以10年为翻案周期的原因，这需要我们坚韧的耐心和努力。加之现行法律在讯问罪犯过程中对嫌疑人保护不够，还有办案人员宁可错抓也不漏掉一个的意识，与行政部门忽视司法规律，规定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等追求破案率，迫使侦查人员不得不为了口供而不择手段，采取刑讯逼供。
近一段时间以来，一批十年前被称作证据确凿的冤案纷纷浮出水面：海南省因涉嫌杀人被关押10年之久的黄亚全、黄圣育于2003年海南高法的再审中被宣布无罪。开庭时，法庭让4位被告人当庭扒开部分衣服，在场人均看到了4名被告身上9年前被电击后在身上、腿上、背上留下的疤迹。
为了给此案翻案，我们不得不去做公安机关的工作。对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疑点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查证的情况下，承德市检察院对四名青年又一次提起了公诉，起诉书与前一次内容几乎完全一致。这本身不是一个法律制度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打破一个利益链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傅宽芝说，目前侦察技术没有完全跟上社会发展的速度，加上发生命案后来自行政机关的各种压力，使得办案机关不得不过重的依赖口供。是否属实，应作进一步查证等。在警方曾用酷刑取口供的问题上，也取得了更多的第一手证据。
法援小组还有更多证明判决不成立的材料，但是目前两审已经终结，有一些他们认为现在还不适合公布，以免承德当地司法部门做工作，销毁证据，威胁举报人。承德市检察院居然新的起诉书也未制作，直接采用97年的起诉书提起公诉，承德中院更换了审判长，然而判决书与上一年相比只有判决部分有个别字变化，改判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
1997年10月，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同一审判人员担任审判长的情况下，做出了和一年前同样的判决，再次宣判四名青年死刑。括号之后，何国强便详细讲出了所有的作案经过。
然而法援小组的取证表明，案件发还中院以后，辩护方提交的明确证明四名被告人无作案时间的证人一再受到侦查、公诉人员威胁，被迫改变证词，公安机关提取的直接证明当事人无作案时间的证据也人间蒸发。四名青年继续上诉，高法认真审理后又一次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决并发回重审，并同样随案卷一起发回了一份发还提纲，围绕案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又提出了七个有待证实的疑点。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认为：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被告的口供是证明犯罪的最直接证据，获取口供成为最重要环节，而事实上，物证、人证、书证等其他证据也同样重要。西方法治国家如果有无辜者被杀掉，整个国家都要地震。据悉，1994年此案侦破后，公安局专案组荣获集体三等功。毕竟高法虽然没有根本上推翻基层法院的判决，但它在继续判处重刑的同时，也留下四人性命可以等待平反的一天，这毕竟还留有余地。
同时在检察机关还未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四名青年抢劫出租车的情况下，曾与杨士亮同监的在押犯刘成金为了寻求减刑，主动举报他所了解的案件真凶。法援小组执著地希望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来举报真凶，届时有关部门再不翻案，天理难容。
追求破案的多、快导致追求口供，再到通过刑讯逼供得到口供，从而导致冤案，最后因为多、快而获得提拔的干部竭力阻止翻案，这就是制造冤案的恶性怪圈。进入 郭宇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制评论 。
夏霖律师接手此案之后，亦发现了案件中更多的猫腻。虽然刘成金多次举报他所知道的案情真相与真凶线索，但是案卷资料中并没有反映出有关部门曾对此线索作过细致深入的调查。
然而夏霖却发现，11月5日很有可能是从11月1日涂改而成，8.16案破案报告中涂改痕迹更为明显，很有可能是将1994年11月1日涂改为1995年4月3日。崔敏教授找出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报告：凡是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由最高法院判决或者核准，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而这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性最高的的最高人民法院依然保持冷静和公正的态度尚未卷入不公的判决中，正是这一块宝地让人们重新看到希望。人民大学的陈卫东教授研究过案情后更是直接表态：陈国清案事实清楚，应该做无罪判决的时候，为什么从中院到高院都要认定为有罪。
终审判决书洋洋洒洒一万多字非常详细的阐述了案件的事实和判刑理由，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高法在还未确凿排除自己前几次提出的二十余个疑点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了中院对何国强、朱彦强的判决，同时以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节，对陈国清、杨士亮可以不立即执行死刑改判陈国清、杨士亮为死缓。崔敏说，错杀，比罪犯杀人的危害还要大。
一段提审笔录中精彩的记载，何国强不招供，后面一个括号：开始对案犯讲政策，案犯开始发抖。第一次开庭，陈国清等四名被告全部当庭翻供，并指控警方为了录口供对他们采取了极其残忍的刑讯逼供。
对司法者而言，轻判是最保险的。承德检察院再次沿用旧的起诉书，承德中院同一名审判长再次审理此案，最终判决书与上一次判决书只有十余字的差别，依然是四个死刑。